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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许剑虹观点:解放军进军德意志,30年代中德军事合作的再深化

日期:2019-8-8 6:39:59 人气: 标签:大连 律师
导读:在欧洲发生了一个不得了的消息,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ZBL-08与ZBD-04等装甲车辆前往德国巴伐利亚州费尔德基兴(Feldkirchen),与德意志联邦国防军联合举行“…

  在欧洲发生了一个不得了的消息,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ZBL-08与ZBD-04等装甲车辆前往德国巴伐利亚州费尔德基兴(Feldkirchen),与德意志联邦国防军联合举行“联合救援2019”(Combined Aid 2019)卫勤实兵联合演习。在这个全球舆论一面倒谴责中共新疆与香港政策的今天,德军与解放军的合作确实跌破了不少观察家的眼镜。

  尤其是驻德代表谢伟志,时常声称自己对德国外交做得有多么成功,结果却出现解放军装甲车直接开到巴伐利亚大街上的情况。台湾在蔡英文的领导下,是否真的推进了与德国的实质关系,笔者在此是大打问号的。当然,台湾与德国的关系好不好,摆在此次解放军与德军交流的地缘战略格局上,其实是一点也不重要的。

联合救援2019”的意义
  首先自2011年欧巴马总统宣布“亚太再平衡”,以及201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中共与俄罗斯是长期遭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国所孤立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较少看到解放军或者俄军参加西方国家举办的多国联合军演。中共或俄罗斯要举办国际性的军演,能找的除了彼此外,几乎清一色为巴基斯坦、外蒙古或者其他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而此“联合救援2019”,虽然称不上是解放军与德军第一次的联合演习,但却是解放军首次直接将地面部队,尤其是装甲车辆部署到西欧国家,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国组织的会员国。笔者在此要特别强调,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扮演的还不是一般会员国的角色,而是“中流砥柱”。假若今天北约在欧洲大陆上爆发与俄罗斯的战争,首当其冲的国家就是德国。

   更重要的是,虽然过去中共也参加过如“环太平洋”(RIMPAC)之类美军主导下的多国军演,但此次“联合救援2019”既不是多国演习,更不是由北约大家长美国所主导,完全是联邦国防军与人民解放军的双边合作。这次军演的目的,主要是模拟各种人道危机,包括大规模传染病爆发或者类似“汶川大地震”之类的天灾发生在欧洲大陆时的状况。
根据联邦国防军的消息,演习上还第一次出现共军医护兵指导德军医护兵的情况。尤其是解放军在“汶川大地震中”救助灾民的表现,让德军坦承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镜之处。从中国大陆的立场来看,川普总统主动让美国退出对许多国际事务的参与,给了中共一个天赐良机的机会。除推广其“一带一路”战略外,还能得到测试大陆“全球治理”能力的机会。
随着越来越多大陆人民前往海外投资,中共未来势必将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以保障其在全球的利益不受挑战。若能够得到德国这个仅次于美国的西方国家领袖肯定,甚至争取到与柏林建立紧密合作的关系,对提升中共的国际地位有显著的帮助。将装甲医护部队投射到德国,也能验证并强化未来解放军执行长途地面作战时的后勤补给能力。
就技术层面上来看,此次“联合救援2019”确实满足大陆与德国双方的需求。那么从更高的战略意义上来看,何以德国要在这个西方舆论一面倒谴责中共的当下,与解放军展开如此密切的军事交流呢?除了川普总统多次发表对北约与德国不友善的言论之外,还有其他哪些原因促成联邦国防军与人民解放军走到今天这一步?

30年代开展的“革命情感”
  中国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不过两国关系深化,还是要从30年代中华民国与德意志共和国的合作开始讲起。因为德国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被剥夺了在山东殖民地之后,其往日帝国主义者的形象才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散去。在蒋中正的邀请下,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与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来到中国,替国民政府训练新式陆军。
  德军顾问原本计划为国军训练出30个师的德式部队,但是到抗战爆发前只有七个师的部队和税警团、教导总队符合法肯豪森的标准。这些头戴M1935德造钢盔,装备中正式步枪、毛瑟步枪,捷克ZB26式轻机枪以及马克沁重机枪的中央军将士,通通都在1937年的上海南京保卫战中打到几乎全军覆没,但却也成为了国军将士英勇抵御外侮的象征。
然而战前德国与中国的合作,如果只限于与国民政府的话,对今天的解放军而言意义可能还没有那么重大。因为德国人与中国人的军事合作,一直都是跨政权与跨党派的,并不像美国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以中华民国为主要伙伴。广东军阀陈济棠手下,同样聘请一位叫林德曼(Fritz Lindemann)的德国顾问替他对付蒋中正的中央军。
考量到当时希特勒已经上台执政,德国却受到《凡尔赛条约》限制不得发展空军。灵机一动的林德曼,曾经建议陈济棠以向德国聘请飞行教官的方式,让德国借广东的土地来发展空军,甚至于设置飞机的生产线。这样既能让希特勒实现重建空军的美梦,也能让陈济棠得到他梦寐以求的飞机,来与背后有美国、义大利支持的中央空军分庭抗礼。
虽然这个富有野心的计划,最后虽然因日本人的干涉,还有陈济棠的垮台而没有实现,但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广东空军飞行员被送到德国慕尼黑飞行学校学飞行。中华民国空军抗战初期装备的八架亨克(Heinkel)He 111A-0轰炸机,就是随广东空军起义加入中央政府的。纳粹德国愿意向陈济棠出口这类战略级别的武器,也是广东空军靠出口钨砂取得。
  由中央或者广东政府聘请的德国顾问,大多是效忠旧德意志王室的右派军人。可与此同时,也有大量德国共产党人经由共产主义的派遣为中国共产党服务。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担任顾问的李德(Otto Braun)。有趣的是,在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协调国军击败李德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法肯豪森将军。
事实上在法肯豪森与李德到中国以前,一战结束后的德国也曾爆发过共产主义革命。左派的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us League)与右派的自由军团(Freikorps)在德国的大街小巷战斗,李德与法肯豪森正好分属于前后两个阵营。他们在中国的“再遭遇”,无疑是重新上演德国的内战,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从这几个案例来看,可见20世纪的德国与中国有过非常类似的经验。
  这个类似的经验,来自于《凡尔赛条约》签署之后,德国被从列强国家中除名。再加上受到经济大恐慌的影响,不只让德国人失去了民族尊严,就连日子也过得苦哈哈,自然对制裁德意志的英法美“帝国主义”国家有同仇敌忾的想法。德国人的苦难经历,与经历过“百年国耻”的中国人不谋而合,这两大民族自然能发展出不同于其他国家之间的革命情感。
战后西德与两岸的往来
  1941年7月1日,伴随着希特勒承认汪精卫政权,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交,双方军事合作就此宣告结束。接着中华民国政府又于12月9日对德宣战,两国就此成为分属同盟国与轴心国的阵营成为交战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分裂成资本主义阵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然而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上,两国却从来没有恢复过邦交。虽然简称西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承认中共,但是却顶住美国的压力,始终没有与台湾的中华民国建交。至于简称东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为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国家,直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顺利成章之事。所以战后中华民国与两个德国都没有建立过外交关系,德国人将所有对中国的情感都转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上。
  尽管在1963年,台湾与西德曾有过名为“明德专案”的军事合作,但主要仍是建立在退役德军将领孟泽尔(Oskar Munzel)的私人关系上。西德政府迟迟没有与中华民国建交,除了考虑到未来与中共建交的可能性外,或许也是记恨二战时国民政府对第三帝国宣战,没有顾及到双方的“革命情感”。等到尼克松访问大陆以后,西德政府第一时间就在1972年10月12日承认中共。
  到波昂与北京建交以前,中华民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虽然同属美国的反共盟友,彼此却未有过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仅有包括陈廷宠、殷宗文与李桢林等27名军官,在“培德案”的名义下被送到西德接受过军事教育。比起后来西德与中共自70年代以来发展的军事合作关系,无论“明德案”还是“培德案”都拿不上台面的。
西德与中共的建交,符合70年代以来美国“联中制俄”的地缘战略。那段时间,中共甚至被视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非正式会员国”,所以向解放军提供军事技术不需要担忧来自美国的阻扰。尤其是1979年美国与中共建交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考量到大陆庞大的武器市场,更是开展了与中共的密切军事交流。自1941年以来断绝的中德军事合作,终于又得到了恢复。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设计飞豹战斗轰炸机的陈一坚,在1979年曾造访西德的梅塞施密特-伯尔科-布洛姆(Messerschmitt-Bölkow-Blohm)公司。梅塞施密特-伯尔科-布洛姆就是今天空中巴士集团防卫与太空部门(Airbus Defence & Space)的前身,其中梅塞施密特又是设计出Bf 109与Me 262等知名战斗机的德国顶级飞机制造商。
陈一坚参访梅塞施密特的时候,该公司又在与英国、义大利的生产商联手打造龙卷风战斗机。他坦承自己就是在德国的时候,学习到了西方战斗机的设计布局,让大陆国产战斗机的研发从原来的“苏联模式”转变到今天的“欧美模式”。事实上只要仔细观察飞豹战斗轰炸机的外观,还真的与德国空军的龙卷风IDS攻击机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共与西德的合作,并不是只限制在空军的层面上,毕竟抗战时的中华民国空军不只使用过He 111轰炸机,还引进过16辆的一号战车A型。二战期间的德国又设计出了以五号战车“豹式”、六号战车“虎式”以及八号战车“鼠式”为代表的知名战车,又怎么可能不让解放军感到羡慕?事实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在1982年也曾认真考虑过引进豹2型主力战车的可行性。
  可不知是当年大陆太穷困,还是考虑到后勤补给困难的问题,最后引进豹2的计划不了了之。随后天安门事件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宣布对大陆实施军火禁运,西德也被迫跟进。统一后的德国虽不能向中共出售武器,但仍在暗中向解放军提供来自西方的相关技术,大幅增加了对岸国产武器研发的速度与质量。

联合中共牵制美俄
  事实上,今年举办的“联合救援2019”并非中共与德国第一次举办的“联合救援”演习。第一次的“联合救援”举办于2016年,只是因为举办地点选在大陆的第3军医大学,没有得到那么大的重视。其实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解放军官兵,早就已经与来自德国、英国、法国、义大利与荷兰等国军的士兵有共同执行海外任务的丰富经验。
根据2018年的报导,在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的解放军官兵,甚至还搭乘过德国陆军派出的NH90直升机。中共也希望以德国做为一个窗口,开展与其他北约会员国双边,甚至于多边的合作关系。事实上,解放军能在东非国家吉布地设置第一个海外基地,就得到法国的帮助。可见越来越多传统北约国家,有绕过美国直接与中共发展合作关系的倾向。
为什么这些传统的西欧国家,会疏远美国与俄国,反而更加亲近中国大陆呢?从现实的地缘战略环境来看,中国距离欧洲还太为遥远,而且中间还隔了一个强国俄罗斯,对西欧国家构成不了威胁。而且一个强大的中国,无论是由哪一个党派执政,都能成为一支牵制俄罗斯向西扩张的主要力量。二战时代的希特勒,就曾希望中日两国联手扮演这样的角色。
  进入冷战以后,大多数的西欧国家极度抗拒苏联,但是对于配合美国围堵中共一事就抬不起太高的兴趣。这是为什么英国马上转而承认中共,西德却迟迟不愿意与中华民国建交的原因。1954年与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爆发的时候,北约国家几乎一面倒抵制美国以战术核武攻击中共,并把蒋中正视为“麻烦制造者”看待。他们对台湾支持的程度,还比不上南斯拉夫的狄托(Josip Tito)。
  对于大西洋隔岸的强权美国,以英德法为代表的北约会员国还是有自己的民族尊严。50年代西欧国家还在接受“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援助,又无力单独抵抗苏联的威胁,只好忍气吞声容忍美国当老大。但是随着西欧经济日益复苏,各国独立自主的意识渐渐提高,就越来越不愿意唯美国马首是瞻。毕竟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出发,美国看在欧洲国家眼里还只是一个太年轻的“暴发户”。
  曾协助美国打独立战争,后来又靠美国援助解除一战与二战之危的法国,都曾在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带领下一度脱离北约,身为战败国的德国又岂能容忍美国的永久制约?德国并不像日本那般有《宪法第九条》存在,联邦国防军也没有需要自称为自卫队,但整个国家的建军备战还是要服膺于美国的欧洲战略布局下。
比方德国空军本来计划要在2025年淘汰掉所有的龙卷风IDS,改换装更先进的台风式战斗机。可是因为台风式战斗机无法装载美制战术核武,龙卷风IDS淘汰的计划硬是被推迟到了2035年以后。原来依据北约的规定,德国空军的战斗攻击机必须要能搭载美制战术核武,好在俄军向西欧发起大规模攻势时,可由美军飞行员驾驶实施攻击。
基于牵制美俄的理由,德国会希望与中共延续30年代建立起来的革命情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若我们仔细回顾1937年到1941年的历史,甚至不难发现不只中国与德国有良好的关系,而且史达林统治下的苏联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还一度结为盟友。德国内部近年来受到难民政策影响,右翼民族主义的声浪再度回归,再度形成一个德国-俄罗斯-中国的大陆新军事联盟也不是不可能。
  笔者过去曾阅读过一本由大陆作家朱维毅写的《德意志的另一行泪》,里面就有提到过,一位参加过二战的德军老兵向他提出“中国与德国结盟制衡美国”的愿望。其实与俄国、中共结盟钳制美国的想法,并不只存在于参加过二战的德国老兵的心中,许多欧洲极右翼人士同样也有。尤其中共在新疆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更是让长年遭受“政治正确”打压的欧洲右派称羡不已。
  对于自1969年以来与苏联老大哥撕破脸,又从1989年遭到美国制裁的中共而言,曾一度进军东线战场打垮红军,又在突出部战役中给美军造成巨大麻烦的德军能充分满足大陆人民对民族主义的想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一直是全球二战德军迷最大的聚集地。关于二战德军的战史论著,因为比较不受政治审核的原因,数量甚至超越抗战国军。
  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上,这样的军演则是有坏处也有好处,因为中共在西方国家地位的提升,尤其是解放军在西方国家地位的提升,意味着台湾军事外交处境更为艰难。可如果德国能够压抑住右倾化的趋势,继续扮演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表率,这样的交流则能反过来给年轻一代的解放军官兵带来心理冲击,给大陆带来有利于自由世界的转变。

   *作者为中美关系研究、军事写作者

    ——以上由大连律师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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