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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王孟源文章:【美国】【工业】波音衰败之源

日期:2019-12-17 12:08:54 人气: 标签:大连 律师
导读:几个月前,我在《737Max必须重新认证》和其续文里,对波音737Max的设计失误和主管群的决策逻辑做了详细的分析。重点结论之一,是波音整体企业文化已经完全腐朽,…

  几个月前,我在《737Max必须重新认证》和其续文里,对波音737Max的设计失误和主管群的决策逻辑做了详细的分析。重点结论之一,是波音整体企业文化已经完全腐朽,安全、效率和声誉被抛之脑后,一切决策以短期利润为优先,上下交相贼,所以在过去20年,波音有了一连串的丑闻,737Max只不过是最新、最大的一个。

  但是波音在20世纪,曾经是美国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以优异的工程设计、生产和管理质量著称。要改革恶劣的企业文化固然旷日废时,极爲艰巨,一个极端优秀的大型组织要彻底腐化,也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在无意中发生的。我想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波音企业文化的转折历史。

  我以前一再提过,美国财阀是在1970年代初,开始对社会主义做出全面的反扑,反击的层面包括学术、舆论、社会、法制、政治和经济(参见前文《美式经济学是骗人把戏的又一表征》和《富豪口袋里的国家》)。在企业组织本身,也有了根本性的文化改变:从70年代以前认爲公司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对员工、社区和国家都有责任,在80年代迅速转变为一切为股权服务,利润至上、贪婪是美德(Greed Is Good)。这个新的经营哲学受到高层经理的普遍拥戴,因爲它特别方便他们集中权力并图利自身,结果是过去40年来大部分美国企业的总裁薪资相对于基层的比例,提升了大约两个数量级。

  如果行业是制造技术层次较低的消费者商品,这个转变尤其容易,最有名的例子是GM,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1989年的记录片《Roger & Me》。高阶制造业的基层则是数以万计教育程度很高的工程师,要架空他们在企业里的集体专业权威,就困难多了,最早成功的是GE的Jack Welch。

  Welch自己是化工博士出身,但是他成功的秘诀在于高压统治,一切以市场额分和利润高低为价值标准。这样的策略,在初期可以有真正的效率改进,但是不久就会撞上市场容纳量和企业合理成本的客观极限,继续压迫员工,反而会有牺牲品质信誉来拔苗助长的恶果。不过Welch运气很好,1981年上任,整个80年代他引领风潮,到了90年代低垂的果实都摘光了,刚好冷战结束,美国在国际上获得极大的胜利者红利,GE的基建生意也随之水涨船高,营业额仍然持续上升。

  但是制造业先天利润有限,Welch爲了维持利润的无限增长,实际上依靠的是GE Capital这个影子银行。他在2001年退休时,还没有人明白其究竟,舆论界赋予他响亮的经营大师声名,正如同Greenspan被称爲货币管理的Maestro一样。一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泡沫爆破,GE Capital的烂账才部分被公开,原来它玩的是典型的会计游戏,早年先报获利,但实际有好几倍的亏空深埋在账簿里。至今十几年,后续的经营团队不断设法认赔报销,结果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新爆出百亿美元级别的负债(Liability),过去这一年更有人揭发GE的退休基金有300亿美元的空缺,以致GE的股价基本回到了30年前的水平。

  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上图是GE和波音在90年代的股价涨跌对比,蓝色曲线是GE,橙色是波音),GE是所有美国大型企业的榜样,波音的董事会和管理阶层也跃跃欲试,想要照搬GE那一套压迫员工、不择手段来削减成本并提高销售额的办法,其中最积极的Welch信徒,是Philip Condit。

   如同Welch,Condit也是工程师出身,但是他原本只有硕士学位,所以在波音公司做到中级经理之后,又到MIT去拿了一个MBA。其后他在工程、营销两方面都吃得开,建立了极爲完整的企业资历,步步爬升,1992年接任总经理兼董事,1996年升任总裁,1997年出任董事长。

   这时他已经在波音玩商学院那一套有五年了,但是手下的4万名工程师们仍然不合作,老是把“安全第一”挂在嘴上,抵制他要削减成本、赶工出货的努力。他深感大企业的封闭性文化积重难返,决定要大破大立,只能引入外援,于是主导了与麦道合并一案。

   对随意的观察者(Casual Observer)来说,波音的技术强、声誉好、生意稳定,买下麦道这个不成功的对手,纯属典型的弱肉强食,在商业上主要是消弭竞争、强化自身在市场的长期地位,是很常见的操作。但是注意细节的人,应该会觉得很奇怪,因爲名义上是波音购并麦道,实际上所有的重要主管,除了Condit本人之外,都来自后者,连商标都换成麦道的。

   麦道的文化,就是营销至上;波音人说“安全第一”,麦道人的口头禅却是“A passion for affordability”。麦道的原总裁Harry Stonecipher接任波音的总经理,全力帮助Condit扭转波音的企业文化;他如此评论波音工程师:“I don’t give ’em hell; I just tell the truth and they think it’s hell”。但是只要波音的总部仍然设在西雅图,担心安全性的工程人员总是有办法把问题向上反映到决策阶层,那麽主管既然无法在事后否认知情,爲了避免法律责任,自然就没有利润最大化的自由。于是经过四年的讨论,Condit和Stonecipher在2001年下定决心,把企业总部搬到芝加哥。如此一来,工程团队和企业管理阶层之间有了实实在在1500英里的鸿沟,有关制造飞机的实际议题,终于可以被局限在西雅图,不再对企业决策造成困扰。事后一名波音工程师描述对上沟通的过程:“calling a manager 1,500 miles away who you know has a reputation for wanting to take your pension away”。

  到了2004年,波音的首席财务官Michael Sears在国防部采购新加油机一案中,贿赂空军职员的丑闻爆发,连累了Condit也引咎辞职,由Stonecipher接任总裁兼董事长,他随即宣称,“When people say I changed the culture of Boeing, that was the intent, so that it’s run like a business rather than a great engineering firm”。话说回来,Sears原本是麦道的首席财务官,所以热衷于不入流的行贿花样,其实正确的办法是收买国会议员来对国防部施压,不但完全合法,而且更有效得多。在2011年国防部重新招标的过程中,波音就学乖了(可能是来自GE的智慧,见下文),成功地逆转获胜。

  Stonecipher任命的新机型总监,不再是工程师出身,而是清一色的MBA。虽然在2005年,他就因爲和手下女性员工发生婚外情而被迫辞职,但是继任的James McNerney来自GE,正是Welch当年的得意副手之一,自然萧规曹随,继续弱化工程部门的话语权。McNerney在2015年退休,由Dennis Muilenburg接任。Muilenburg虽然有工程背景,却是因爲全心全意支持Condit改革而被特别选拔出来的年轻管理人才,所以也继续依赖新来的MBA和麦道主管来管理老波音人。根据吹哨人John Barnett的意见(参见https://boingboing.net/2019/12/02/razor-sharp-metal-shavings.html),波音在南卡负责制造787的工厂会成爲安全方面的大灾难,就始于派任原本任职在麦道圣路易厰的经理来掌管,假造安全记录随即成爲日常。

  在2016年,波音因爲787以及737 Max的热销,再加上亚洲民航业被预期会长期高度成长,股价暴涨了一倍多(参见下图),即使在这两种热门机型都一再爆出丑闻之后,仍然居高不下。Condit、Stonecipher、McNerney和Muilenburg的年薪在3000万美金左右,但是真正的主要收入在于股票期权,所以他们早已都是亿万富翁(Billionaire)了。不过当一个制度鼓励并大幅奖赏这样的行爲模式,我们必须反思它是否有资格自称为历史的终结。

        ------以上由大连律师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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